当然，从考据上讲，也有人认为，《尚书》是后人托古之作，真伪存疑。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得更明确：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权力逐渐退出农村领域，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

[44] 至于列宁本人后来对官僚主义的无比失望，以至说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45]，那就是后话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国家就是以人权原则为基础的宪政国家、是国家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呢？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国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暴力，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指社会领域中对立的矛盾双方、也即对立的阶级之间无法产生一个绝对的赢者，因而需要一个超越于社会层面的公正的政治机器，这个政治机器会在形式上平等地对待所有的社会成员。集体农庄与国营企业的差别，无非是在于国家有义务满足国营企业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而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国家却可以集体所有制为借口，对他们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不闻不问。李文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证明方式的问题。[47][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在强大的政治机器搭建起来之后，为什么不尽情地发挥这个机器的威力呢？ 以官僚控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反过来又强烈刺激了官僚机器的发展。如果是现行宪法在经济模型（市场经济）、财产制度（公有财产为主体）和政治制度（集中制政体）上存在着难以敉平的矛盾，那怎样看待现行宪法的规范性效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回想一下毛泽东关于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宪法的工具性）和罗文斯坦（KarlLoewenstein）对社会主义宪法之属于语义宪法的归类，以及关照一下现实的政治社会发展，就知道我国现行宪法总体来说并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更不能因为西方先用了这个说法，就根本不让我们用这个说法了，人为把宪政划归资本主义的专利。

传统社宪派对现行宪法及其实施情况需要改革，但需要改革的地方不多。我注意到，面对这种状况，反宪政派人士从来没有拿出应对这种局面和争取建立多党自由竞争体制的方法和策略。但是，中国要实行宪政，是应走改良道路还是走革命道路，将是社宪派与泛宪派之间长期论辩的议题。[7]这场争论显然还将继续下去并有所深入。

不过我认为，那个宪章的基本理念，至少2/3与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重合。7.确立了国家机构的分权体制，权力制约原理在其中亦有所体现。

所以，现在前后两者之间，已经无须争论，只有表现在行动层面的斗争。社宪派中有一部分人基于自己的学科语言，把自己称之为宪政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所持的基本观点与其他社宪派人士并无实质区别，基本在同一个阵营。但是，到了2013年4月，风云突变，中共中央下属的办公机构以通知的形式转发了一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纪要，标题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通报)。[5]《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4. 在中国现行宪法架构下，政治和法律制度还有不小的改良空间，进一步限制公权力和改善基本人权保障状况的可能性都存在。相对温和派承认宪法的正当性，主张实施其中的民主性条款，不实施其中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规定。其实，社宪派所坚持的是政治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泛宪派在中国政法的公共舆论场上抢占了一个政治道义制高点，但一直提不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行路径和可据以操作的技术。

当然我并不否认，在文革期间及此前的几年中，宪法事实上被撂在了一边，没有根本法效力，谈不上有宪政。但是，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呢?在中国发表一些主张多党自由竞争的意见在法律上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付诸行动组织新政党，马上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08年，经中国全国人大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对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修正案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四是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制度。多少年来，这些宪法内容一直是执政当局施政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宪法的这些内容一直是在实施着的。9.确立了以违宪审查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框架。对这个基本事实，否认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掩盖而积累更多问题。[21] 至于官方，这样一段能正式代表中共立场的文字，可以被认为完全是针对泛宪政派说的：他们不是要履行宪法、实施宪法，分明是要否定、反对我国的现行宪法，是要压我们进行他们所期望的政治改革，根本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2013年，中国社科界尤其政治法律学者的言论显示的选择倾向很明白：要宪政还是要专制，已经不是中国社科界关注的真问题，中国要宪政确定无疑;怎样开辟通向宪政的现实道路才是真问题。这么看来，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改革所必须的几乎所有资源，只要他们有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并不困难。

泛宪派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有这么几个人将问题挑明了，也许有一定的好处;这至少让人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兼容的，它需要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能否将宪政同时作为并行不悖的的目标?[15] 不过，总体看来，宪政派(包括社宪派和泛宪派)与反宪政派之间，只发生了某些一般化的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真正激烈的理论学术较量。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附属的一本杂志发表了一篇配合通报的文章，该文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

今日中国的泛宪派与1949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一再论及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16]一脉相承。应该说，从立宪角度看，八二宪法已经形成了以违宪审查为核心内容的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性框架。

这种声势是宪政否定论者营垒从来没有形成过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可能制定和公开拿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方法和策略，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 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或constitutionalism)，是指有一部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且这部宪法正在得到认真实施。……按照此类战略，‘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24] 泛宪派人士批评社宪派想挂羊头卖狗肉，根本行不通。

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转发这个通报的通知中有让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的字眼。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确立了中国的最高政法伦理：一切公权力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只有源于选民委托才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涉嫌篡夺;同理，只有宪定的机构及其官员，才能行使国家权力，并从公共财政获得生存保障，否则属于不正当或应被认定为无效。

这在技术上不是难事，二三百字就足够了。[30]我感到此说不够慎重，也不符合中国政法领域的实际。

现行宪法为保障司法独立所做的事情有：取消此前的宪法中关于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取消了此前宪法关于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法院、检察院提出质询的规定。对于这方面的内容，Charter 08是这样表达的：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 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3.抽象地说，一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体制确实很难说是非常优良的政制，但是这种体制在中国还有很强的活力。一个极端是老路，即斯大林、毛泽东式全面专政的道路，这是当今反宪政派不愿明白承认、但实际上偏爱的道路。当然，上述情况仅表明反宪政派没有理论、学术实力和缺乏民意基础，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政治实力。基于这种立场，泛宪派人士在争取宪政的过程中必然只能进行意义比较有限的消极批评，不可能提出有宪法根据的建设性意见或建议。

现从该组合中抽出未发表部分，单独发表。4.充实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承诺尊重和保障人权。

走这条路虽然很艰难，但有很充分的宪法根据，且能为中共通过的最权威文献所容纳。以下言论或许可以代表温和泛宪派的主张： 我国现行的宪法除了这些民主性条款以外，还有一些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内容。

请看反宪政派如何比较社宪派和泛宪派，如何抹黑其主要打击对手：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其实质就是要按照美国宪法来修改中国宪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打着‘民主的旗号恢复资产阶级专政。[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